厚黑叢話卷四

 

成都《華西日報》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

兩月前成都某報總編輯對我說:“某君在宴會席上說道:李宗吾做了一篇《我對于圣人之懷疑》,把孔子的面子太傷了,我當著一文痛駁之。”靜待至今,寂然無聞,究竟我那篇文字,對于孔子的面子,傷莫有傷,尚待討論,原文于民國十六年載入拙著《宗吾臆談》內,某君或許只聽人談及,未曾見過,故無從著筆。茲特重揭報端,凡想打倒厚黑教主者,快快的聯合起來。原文如下:

我先年對于圣人,很為懷疑,細加研究,覺得圣人內面有種種黑幕,曾做了一篇《圣人之黑幕》。民國元年,本想與厚黑學同時發表,因為厚黑學還未登載完,已經眾議嘩然,這篇文字更不敢發表了,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。現在國內學者,已經把圣人攻擊得體無完膚,中國的圣人,已是日暮途窮。我幼年曾受過他的教育,本不該乘圣人之危,墜井下石,但我要表明我思想之過程,不妨把當日懷疑之點略說一下。底稿早不知拋往何處,只把大意寫出來。

世間頂怪的東西,要算圣人,三代以上,產生最多,層見疊出,同時可以產出許多圣人,三代以下,就絕了種,并莫產生一個。秦漢而后,想學圣人的,不知有幾千百萬人,結果莫得一個成為圣人,最高的不過到了賢人地位就止了。請問圣人這個東西,究竟學得到學不到?如說學得到,秦漢而后,有那么多人學,至少也該出一個圣人。如果學不到,我們何苦朝朝日日,讀他的書,拚命去學。

三代上有圣人,三代下無圣人,這是古今最大怪事。我們通常所稱的圣人,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。我們把他分析一下,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,其余的圣人,盡是開國之君,并且是后世學派的始祖,他的破綻,就現出來了。

原來周秦諸子,各人特創一種學說,自以為尋著真理了,自信如果見諸實行,立可救國救民,無奈人微言輕,無人信從。他們心想,人類通性,都是悚慕權勢的,凡是有權勢的人說的話,人人都肯聽從,世間權勢之大者,莫如人君,尤莫如開國之君;兼之那個時候的書,是竹簡做的,能夠得書讀的很少,所以新創一種學說的人,都說道,我這種主張:是見之書上,是某個開國之君遺傳下來的。于是道家托于黃帝,墨家托于大禹,倡并耕的托于神農,著本草的也托于神農,著醫書的,著兵書的,俱托于黃帝。此外百家雜技,與夫各種發明,無不托始于開國之君。孔子生當其間,當然也不能違背這個公例。他所托的更多,堯舜禹湯文武之外,更把魯國開國的周公加入,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。周秦諸子,每人都是這個辦法,拿些嘉言懿行,與古帝王加上去,古帝王坐享大名,無一個不成為后世學派之祖。

周秦諸子,各人把各人的學說發布出來,聚徒講授,各人的門徒,都說我們的先生是個圣人。原來圣人二字,在古時并不算高貴,依《莊子·天下篇》所說,圣人之上,還有天人、神人、至人等名稱,圣人列在第四等,圣字的意義,不過是“聞聲知情,事無不通”罷了,只要是聰明通達的人,都可呼之為圣人,猶之古時的朕字一般,人人都稱得,后來把朕字、圣字收歸御用,不許凡人冒稱,朕字圣字才高貴起來。周秦諸子的門徒,尊稱自己的先生是圣人。也不為僭妄。孔子的門徒,說孔子是圣人,孟子的門徒,說孟子是圣人,老莊楊墨諸人,當然也有人喊他為圣人。到了漢武帝的時候,表章六經,罷黜百家,從周秦諸子中把孔子挑選出來,承認他一人是圣人,諸子是圣人名號,一齊削奪,孔子就成為御賜的圣人了。孔子既成為圣人,他所尊崇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,當然也成為圣人。所以中國的圣人,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,其余的都是開國之君。

周秦諸子的學說,要依托古之人君,也是不得已而為之。這可舉例證明:南北朝有個張士簡,把他的文字拿與虞訥看,虞訥痛加詆斥。隨后士簡把文改作,托名沈約,又拿與虞訥看,他就讀一句,稱贊一句。清朝陳修園,著了一本《醫學三字經》,其初托名葉天士,及到其書流行了,才改歸己名,有修園的自序可證。從上列兩事看來,假使周秦諸子不依托開國之君,恐怕他們的學說早已消滅,豈能傳到今日?周秦諸子,志在救世,用了這種方法,他們的學說,才能推行,后人受賜不少。我們對于他是應該感謝的,但是為研究真理起見,他們的內幕是不能不揭穿。

孔子之后,平民之中,也還出了一個圣人,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關羽。凡人死了,事業就完畢,惟有關羽死了過后,還干了許多事業,竟自掙得圣人的名號,又著有《桃園經》,《覺世真經》等書,流傳于世。孔子以前那些圣人的事業與書籍,我想恐怕也與關羽差不多。

現在鄉僻之區偶然有一人得了小小富貴,講因果的,就說他陰功積得多,講堪輿的,就說他墳地葬得好,看相的,算命的,就說他面貌生庚與眾不同。我想古時的人心,與現在差不多,大約也有講因果的人,看那些開基立國的帝王,一定說他品行如何好,道德如何好。這些說法流傳下來,就成為周秦諸子著書的材料了。兼之,凡人皆有我見,心中有了成見,眼中所見東西,就會改變形象,帶綠色眼鏡的人,見凡物皆成綠色,帶黃眼鏡的人,見凡物皆成黃色。周秦諸子,創了一種學說,用自己的眼光去觀察古人,古人自然會改變形象,恰與他的學說符合。

我們權且把圣人中的大禹提出來研究一下。他腓無肱,脛無毛,憂其黔首,顏色黎墨,宛然是摩頂放踵的兼愛家。韓非子說:“禹朝諸侯于會稽,防風氏之君后至而禹斬之。”他又成了執法如山的大法家。孔子說:“禹,吾無間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,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,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”儼然是恂恂懦者,又帶點棲棲不已的氣象。讀魏晉以后禪讓文,他的行徑,又與曹丕、劉裕諸人相似。宋儒說他得了危微精一的心傳,他又成了一個析義理于毫芒的理學家。雜書上說他娶涂山氏女,是個狐貍精,仿佛是《聊齋》上的公子書生。說他替涂山氏造傅面的粉,又仿佛是畫眉的風流張敞。又說他治水的時候,驅遣神怪,又有點像《西游記》上的孫行者,《封神榜》上的姜子牙。據著者的眼光看來,他始而忘親事仇,繼而奪仇人的天下,終而把仇人逼死蒼梧之野簡直是厚黑學中重要人物。他這個人,光怪陸離,真是莫名其妙。其余的圣人,其神妙也與大禹差不多。我們略加思索,圣人的內幕,也就可以了然了。因為圣人是后人幻想結成的人物,各人的幻想不同,所以圣人的形狀有種種不同。

我做了一本《厚黑學》,從現在逆推到秦漢是相合的,又逆推到春秋戰國,也是相合的,可見從春秋以至今日,一般人的心理是相同的。再追溯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,就覺得他們的心理神妙莫測,盡都是天理流行,惟精惟一,厚黑學是不適用的。大家都說三代下人心不古,仿佛三代上的人心,與三代下的人心,成為兩截了,豈不是很奇的事嗎?其實并不奇。假如文景之世,也像漢武帝的辦法,把百家罷黜了,單留老子一人,說他是個圣人,老子推崇的黃帝,當然也是圣人,于是乎平民之中,只有老子一人是圣人,開國之君,只有黃帝一人是圣人。老子的心,“微妙玄通,深不可識”。黃帝的心,也是“微妙玄通,深不可識”。“其政悶悶,其民淳淳”。黃帝而后,人心就不古了,堯奪哥哥的天下,舜奪婦翁的天下,禹奪仇人的天下,成湯文武以臣叛君,周公以弟殺兄。我那本《厚黑學》,直可逆推到堯舜禹而止。三代上的人心,三代下的人心,就融成為一片了。無奈再追溯上去,黃帝時代的人心,與堯舜而后的人心,還是要成為兩截的。

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樣際遇,成了御賜的圣人,我想孟軻那個亞圣名號,一定會被莊子奪去,我們讀的四子書,一定是老子、莊子、列子、關尹子,所讀的經書,一定是靈樞、素問,孔孟的書與管商申韓的書,一齊成為異端,束諸高閣,不過遇著好奇的人,偶爾翻來看看,大學、中庸在禮記內,與王制、月令并列。人心惟危十六字,混在曰若稽古之內,也就莫得甚么精微奧妙了。后世講道學的人,一定會向道德經中,玄牝之門,埋頭鉆研,一定又會造出天玄人玄、理牝欲牝種種名詞,互相討論。依我想圣人的真相,不過如是(著者按:后來我偶翻太玄經,見有天玄地玄人玄等名詞,惟理牝欲牝的名詞,我還未看見)。

儒家的學說,以仁義為立足點,定下一條公例:“行仁義者昌,不行仁義者亡。”古今成敗,能合這個公例的,就引來做證據,不合這個公例的,就置諸不論。舉個例來說,太史公《殷本紀》說:“西伯歸,乃陰修德行善。”《周本紀》說:“西伯陰行善。”連下兩個陰字,其作用就可想見了。齊世家更直截了當地說道:“周西伯昌之脫里歸,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,其事多兵權與奇計。”可見文王之行仁義,明明是一種權術,何嘗是實心為民?儒家見文王成了功,就把他推尊得了不得。徐偃王行仁義,漢東諸侯,朝者三十六國,荊文王惡其害己也,舉兵滅之。這是行仁義失敗了的,儒者就絕口不提。他們的論調完全與鄉間講因果報應的一樣,見人富貴,就說他積得有陰德,見人觸電器死了,就說他忤逆不孝,推其本心,固是勸人為善,其實真正的道理,并不是那么樣。

古來的圣人,真是怪極了,虞芮質成,腳踏了圣人的土地,立即洗心革面,圣人感化人,有如此的神妙。我不解管蔡的父親是圣人,母親是圣人,哥哥弟弟是圣人,四面八方被圣人圍住了,何以中間會產生鴟?清世宗呼允為阿其那,允為塞思赫,翻譯出來,是豬狗二字。這個豬狗的父親是圣人,哥哥是圣人,侄兒也是圣人。鴟豬狗,會與圣人錯雜而生,圣人的價值,也就可以想見了。

李自成是個流賊,他進了北京,尋著崇禎帝后的尸,載以宮扉,盛以柳棺,放在東華門,聽人祭奠。武王是個圣人,他走至紂死的地方,射他三箭,取黃鉞把頭斬下來,懸在太白旗上,他們爺兒,曾在紂名下稱過幾天臣,做出這宗舉動,他的品行,連流賊都不如,公然也成為惟精惟一的圣人,真是妙極了。假使莫得陳圓圓那場公案,吳三桂投降了,李自成豈不成為太祖高皇帝嗎?他自然也會成為圣人,他那闖太祖本紀所載深仁厚澤,恐怕比《周本紀》要高幾倍。

太王實始翦商,王季、文王繼之,孔子稱武王纘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緒,其實與司馬炎,纘懿師昭之緒何異?所異者,一個生在孔子前,得了世世圣人之名,一個生在孔子后,得了世世逆臣之名。

后人見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,就千方百計替他開脫,到了證據確鑿,無從開脫的時候,就說書上的事跡出于后人附會。這個例是孟子開的。他說:以至仁伐至不仁,斷不會有流血的事,就斷定武成上血流漂杵那句話是假的。我們從殷民三叛,多方大誥那些文字看來,可知伐紂之時,血流漂忤不假,只怕“以至仁伐不仁”那句話有點假。

子貢曰:“紂之不善,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,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”我也說:“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善,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愿居上流,而天下之美皆歸焉。”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敗,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,更覺確切。

古人神道設教,祭祀的時候,叫一個人當尸,向眾人指說:“這就是所祭之神。”眾人就朝著他磕頭禮拜。同時又以圣道設教,對眾人說:“我的學說,是圣人遺傳來的。”有人問:“哪個是圣人?”他就順手指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說道:“這就是圣人。”眾人也把他當如尸一般,朝著他磕頭禮拜。后來進化了,人民醒悟了,祭祀的時候,就把尸撤消,惟有圣人的迷夢,數千年未醒,堯舜禹湯文武周公,竟受了數千年的崇拜。

講因果的人,說有個閻王,問“閻王在何處?”他說:“在地下。”講耶教的人,說有個上帝,問“上帝在何處?”他說:“在天上。”講理學的人,說有許多圣人,問“圣人在何處?”他說:“在古時。”這三種怪物,都是只可意中想象,不能目睹,不能證實。惟其不能證實,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,信從的人就越是多。在創這種議論的人,本是勸人為善,其意固可嘉,無如事實不真確,就會生出流弊。因果之弊,流為拳匪,圣人之弊,使真理不能出現。

漢武帝把孔子尊為圣人過后,天下的言論,都折衷于孔子,不敢違背。孔融對于父母問題略略討論一下,曹操就把他殺了。嵇康非薄湯武,司馬昭也把他殺了。儒教能夠推行,全是曹操、司馬昭一般人維持之力。后來開科取士,讀書人若不讀儒家的書,就莫得進身之路。一個死孔子,他會左手拿官爵,右手拿鋼刀,哪得不成為萬世師表?宋元明清學案中人,都是孔圣人馬蹄腳下人物,他們的心坎上,受了圣人的摧殘,他們的議論,焉得不支離穿鑿?焉得不迂曲難通?

中國的圣人,是專橫極了,他莫有說過的話,后人就不敢說,如果說出來,眾人就說他是異端,就要攻擊他。朱子發明了一種學說,不敢說是自己發明的,只好把孔門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釋,說他的學說是孔子嫡傳,然后才有人信從。王陽明發明一種學說,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釋,以附會己說,說朱子講錯了,他的學說,才是孔子嫡傳。本來朱王二人的學說,都可以獨樹一幟,無須依附孔子,無如處于孔子勢力范圍之內。不依附孔子,他們的學說,萬萬不能推行。他二人費盡心力去依附,當時的人,還說是偽學,受重大的攻擊,圣人專橫到了這個田地,怎么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?

韓非子說得有個笑話:“郢人致書于燕相國,寫書的時候,天黑了,喊:‘舉燭。’寫書的人,就寫上舉燭二字,把書送去。燕相得書,想了許久,說道:‘舉燭是尚明,尚明是任用賢人的意思。’以此說進之燕王。燕王用他的話,國遂大治。雖是收了效,卻非原書本意。”所以韓非說:“先王有郢書,后世多燕說。”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釋,恐怕只有手著《大學》的人才明白,朱王二人中,至少有一人免不脫“郢書燕說”的批評。豈但格物致知四字,恐怕《十三經注疏》,《皇清經解》,宋元明清學案內面許多妙論,也逃不脫“郢書燕說”的批評。

學術上的黑幕,與政治上的黑幕,是一樣的。圣人與君主,是一胎雙生的,處處狼狽相依。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,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。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學說,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。于是君主把他的名號分給圣人。圣人就稱起王來了。圣人把他的名號分給君主,君主也稱起圣來了。君主鉗制人民的行動,圣人鉗制人民的思想。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,人民都要遵從;如果有人違背了,就算是大逆不道,為法律所不容。圣人任便發一種議論,學者都要信從;如果有人批駁了,就算是非圣無法,為清議所不容。中國的人民,受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壓迫,民意不能出現,無怪乎政治紊亂。中國的學者,受了數千年圣人的摧殘壓迫,思想不能獨立,無怪乎學術消沉。因為學說有差誤,政治才會黑暗,所以君主之命該革,圣人之命尤其該革。

我不敢說孔子的人格不高,也不敢說孔子的學說不好,我只說除了孔子,也還有人格,也還有學說。孔子并莫有壓制我們,也未嘗禁止我們別創異說,無如后來的人,偏要抬出孔子,壓倒一切,使學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范圍之外。學者心坎上,被孔子盤踞久了,理應把他推開,思想才能獨立,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來。前時,有人把孔子推開了,同時達爾文諸人就闖進來,盤踞學者心坎上,天下的言論,又熱衷于達爾文諸人,成一個變形的孔子,執行圣人的任務。有人違反了他們的學說,又算是大逆不道,就要被報章雜志罵個不休。如果達爾文諸人去了,又會有人出來執行圣人的任務。他的學說,也是不許人違反的。依我想,學術是天下公物,應該聽人批評,如果我說錯了,改從他人之說,于我也無傷,何必取軍閥態度,禁人批評。

凡事以平為本。君主對于人民不平等,故政治上生糾葛。圣人對于學者不平等,故學術上生糾葛。我主張把孔子降下來,與周秦諸子平列,我與閱者諸君一齊參加進去,與他們平坐一排,把達爾文諸人歡迎進來,分庭抗禮,發表意見,大家蹉商,不許孔子、達爾文諸人高踞我們之上,我們也不高踞孔子、達爾文諸人之上,人人思想獨立,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。

我對于圣人既已懷疑,所以每讀古人之書,無在不疑。因定下讀書三訣,為自己用功步驟。茲附錄天下:

第一步,以古為敵:讀古人之書,就想此人是我的勁敵,有了他,就莫得我,非與他血戰一番不可。逐處尋他縫隙,一有縫隙,即便攻入;又代古人設法抗拒,愈戰愈烈,愈攻愈深。必要如此,讀書方能入理。

第二步,以古為友:我若讀書有見,即提出一種主張,與古人的主張對抗,把古人當如良友,互相切磋。如我的主張錯了,不妨改從古人;如古人主張錯了,就依著我的主張,向前研究。

第三步,以古為徒:著書的古人,學識膚淺的很多。如果我自信學力在那些古人之上,不妨把他們的書拿來評閱,當如評閱學生文字一般。說得對的,與他加幾個密圈;說得不對的,與他劃幾根杠子。世間俚語村言,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,何況古人的書,自然有許多至理存乎其中。我評閱越多,智識自然越高,這就是普通所說的教學相長了。如遇一個古人,智識與我相等,我就把他請出來,以老友相待,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。如遇有智識在我上的,我又把他認為勁敵,尋他縫隙,看攻得進攻不進。

我雖然定下三步功夫,其實并莫有做到,自己很覺抱愧。我現在正做第一步功夫,想達第二步,還未達到。至于第三步,自量終身無達到之一日。譬如行路,雖然把路徑尋出,無奈路太長了,腳力有限,只好努力前進,走一截算一截。

以上就是《我對圣人之懷疑》的原文。這原是我滿清未年的思想,民國十六年才整理出來,刊入《宗吾臆談》內。因為有了這種思想,才會發明厚黑學。此文同《厚黑學》,在我的思想上,算是破壞工作。自民國九年著《心理與力學》起,以后的文字,算是我的建設工作。而《心理與力學》一文,是我全部思想的中心點。

民國九年,我定出一條公例:“心理變化,循力學公例而行。”又繪出甲乙兩圖,以后一切議論,都以之為出發點。批評他人的學說,就以之為基礎,合得到這個方式的,我就說他對,合不到的,我就說他不對。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,用以度量萬事萬物。我也自知不脫我見,但我開這間鋪子,是用的這把尺子,不能不向眾人聲明。

我們試就甲乙兩圖,來研究孟荀楊墨四家的學說:孟子講“差等之愛”,層層放大,是很合天然現象的,便他言“親親而仁民,仁民而愛物”與夫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”一類話,總是從第二圈說起走,對于第一圈之我,則渾而不言。楊子主張為我,算是把中心點尋出了,他卻專在第一圈之我字上用功,第二以下各圈,置之不論。墨子摩頂放踵,是拋棄了第一圈之我,他主張“愛無差等”,是不分大圈小圈,統畫一極大之圈了事。楊子有了小圈,就不管大圈;墨子有了大圈,就不管小圈。他兩家都不知:天然現象,是大圈小圈層層包裹的。孟荀二人,把層層包裹的現象看見了,但孟子說是層層放大,荀子說是層層縮小,就不免流于一偏了。我們取楊子的我字,作為中心點,在外面加一個差等之愛,就與天然現象相合了。孟言性善,荀言性惡,楊子為我,墨子兼愛,我們只用“擴其為我之心”一語,就可將四家學說折衷為一。

孟子言“乍見孺子將入于井,皆有怵惕惻隱之心”。怵惕是自己畏死,惻隱是憫人之死。孟子知道人之天性,能因自己畏死,就會憫人之死,怵惕自然會擴大為惻隱,因教人再擴大之,推至于四海。道理本是對的,只因少說了一句:“惻隱是從怵惕擴充出來”,又未把“我與孺子同時將入井,此心作何狀態”提出來討論,以致生出宋明諸儒的誤會,以為人之天性一發出來,就是惻隱,忘卻惻隱之上還有怵惕二字。一部宋元明清學案,總是盡力發揮惻隱二字,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,就流弊百出了。

怵惕是利己心之表現,惻隱是利人心之表現。怵惕擴大即為惻隱,利己擴大即為利人。荀子知人有利己心,故倡性惡說;孟子知人有利人心,故倡性善說。我們可以說:荀子的學說,以怵惕為出發點;孟子的學說,以惻隱為出發點,譬如竹子,怵惕是第一節,惻隱是第二節。孟子的學說,叫人把利人心擴充出來,即是從第二節生枝發葉。荀子的學說,主張把利己心加以制裁,是怕他在第一節就生枝發葉橫起長,以致生不出第二節。兩家都是勉人為善,各有見地,宋儒揚孟而抑荀,未免不對。我解釋厚黑經,曾經“漢高祖之分杯羹,唐太宗之殺建成、元吉,是充其本然之厚黑。”這即是竹子在第一節,就生枝發葉橫起長。

王陽明傳習錄說:“孟子從源頭上說來,荀子從流弊說來。”荀子所說,是否流弊,姑不深論,怵惕之上,有無源頭,我們也不必深求,惟孟子所講之惻隱,則確非源頭。怵惕是惻隱之源,惻隱是怵惕之流。陽明所下流源二字,未免顛倒了。

孟子的學說,雖不以怵惕為出發點,但人有為我之天性,他是看清了的,怵惕二字,是明明白白提出了的。他對齊宣王說:“王如好貨,與民同之。”又說:“王如好色,與民同之。”知道自己有一個我,同時又顧及他人之我,這本是孟子學說最精粹處。無奈后儒乃以為孟子這類話,是對時君而言,叫人把好貨好色之根搜除盡凈,別求所謂危微精一者,真是舍了康莊大道不走,反去攀援絕壁,另尋飛空鳥道來走。

孟子說: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。”又說:“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。”吾字其字,俱是我字的代名詞。孟子講學,不脫我字;宋儒講學,舍去我字。所以孟子的話,極近人情;宋儒的話,不近人情。例如程子說:“婦人餓死事小,失節事大。”這是舍去了我字。韓昌黎里操說:“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。”程子很為嘆賞,這也是舍去了我字。其原因就由宋儒讀孺子將入井章,未能徹底研究,其弊流于自己已經身井在中,宋儒還怪他不救孺子。諸君試取宋儒語錄及胡致堂著的《讀史管見》讀之,處處可見。

孟子的學說,不脫我字,所以敢于說:“聞誅一夫紂矣,未聞弒君也。”敢于說:“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。”敢于說:“君視臣如草芥,則臣視君如寇仇。”宋儒的學說,舍去我字,不得不說:“臣罪當誅,天王圣明。”

宋儒創出“去人欲存天理”之說,天理隱貼惻隱二字,把他存起,自是很好,惟人欲二字,界說不清。其流弊至于把怵惕認為人欲,想盡法子去鏟除,甚至有身蹈危階,練習不動心,這即是鏟除怵惕的工作。于是“去人欲,存天理”變成了“去怵惕,存惻隱”。試思:怵惕為惻隱的來源,把怵惕去了,怎樣會有惻隱?何以故呢?孺子為我身之放大形。惻隱為怵惕之放大形,我者圓心也,圓心既無,圓形安有?怵惕既無,惻隱安有?宋儒呂希哲目睹轎夫墜水淹死,安坐轎中,漠然不動。張魏公苻離之敗,死人三十萬,他終夜鼾聲如雷,其子南軒,還夸其父心學很精。宋儒自稱上承孟子之學,孟子曰:“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,雖被發纓冠而救之可也。”呂希哲的轎夫,張魏公的部下,當然要算同室之人,像他們這樣漠不動心,未免顯違孟氏家法。大凡去了怵惕的人,就會流于殘忍,殺人不眨眼的惡匪,身臨刑場,往往談笑自若,就是明證。

我們研究古今人之學說,首先要研究他對于人性之觀察,因為他對于人性是這樣的觀察,所以他的學說,才有這樣的主張。把他學說的出發點尋出了,才能批評他的學說之得失。

小孩與母親發生關系,共有三個場所:(1)一個小孩,一個母親,一個外人,同在一處,小孩對乎母親格外親愛。這個時候,可以說小孩愛親;(2)一個小孩,一個母親,同在一處,小孩對乎母親依戀不舍。這個時候,可以說小孩愛親;(3)一個小孩,一個母親,同在一處,發生了利害沖突,例如:有一塊糕餅,母親吃了,小孩就莫得吃,母親放在口中,小孩就伸手取來,放在自己口中。這時候,斷不能說小孩愛親。

孟子看見前兩種現象,忘了第三種,故創性善說。荀子看見第三種現象忘了前兩種,故創性惡說。宋儒卻把三種現象同時看見,但不知這三種現象原是一貫的,乃造出氣質之性的說法,隱指第三種現象;又用義理之性四字,以求合于孟子的性善說。人的性只有一個,宋儒又要顧孟子,又要顧事實,無端把人性分而為二,越講得精微,越不清。

孟子創性善說,以為凡人都有為善的天性,主張把善念擴充之以達于天下。荀子創性惡說,以為凡人都有為惡的天性,主張設法制裁,使不至為害人類。譬諸治水,孟子說水性向下,主張疏瀹,使之向下流去。孟子喜言時,詩者宣導人之意志,此疏瀹之說也。荀子說水會旁溢,主張筑堤,免得漂沒人畜。荀子喜言禮,禮者約束人之行止,此筑堤之說也。告子曰:“性猶湍水也。”治水者疏瀹與筑堤二者并用。我們如奉告子之說,則知孟荀二家的學說可以同時并用。

蘇東坡作《荀卿論》,以為:荀卿是儒家,何以他的門下會有李斯,很為詫異,其實不足怪。荀卿以為人之性惡,當用禮以制裁之。其門人韓非,以為禮之制裁力弱,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大,于是改而為刑名之學,主張嚴刑峻法,以制止軌外的行動。李斯與韓非同門,故其政見相同。我們提出性惡二字,即知荀卿之學變而為李斯,原是一貫的事。所以說:要批評他人的政見,當先考察他對于人性之觀察。蘇東坡不懂這個道理,所以他全集中論時事,論古人,俱有卓見,獨于這篇文字,未免說外行話。

學問是進化的,小孩對于母親有三種現象,孟子只看見前兩種,故倡善性說;荀子生在孟子之后,看見第三種,故倡性惡說;宋儒生在更后,看得更清楚,看見小孩搶奪母親口中糕餅的現象,故倡物欲說。這物欲二字,是從《禮記》上“感于物而動,性之欲也”兩句話生出來的。物者何?母親口中糕餅是也。感于物而動,即是看見糕餅,即伸手去搶也。宋儒把三種現象同時看見,真算特識。所以朱子注孟子,敢于說:“以事理考之,程子較孟子為密。”其原因就是程子于性字之外,發明了一個氣字,說道“論性不論氣不備。”問:“小孩何以會搶母親口中糕餅?”曰:“氣為之也,氣質之性為之也。”宋儒雖把三種現象同時看見,惜乎不能貫通為一。把小孩愛親敬兄認為天理,搶奪母親口中糕餅認為人欲,把一貫之事剖分為二,此不能不待厚黑先生出而說明也。

宋儒造出物欲的名詞之后,自己細思之,還是有點不妥,何也?小兒見母親口中糕餅,伸手去搶,可說感于物而動,但我與孺子同時將入井,此時只有赤裸裸一個怵惕之心,孟子所謂惻隱之心,忽然不見,這是甚么道理呢?要說是物欲出現,而此時并無所謂物,于是又把物欲二字改為人欲。搶母親口中糕餅是人欲,我與孺子同時將入井,我心只有怵惕而無惻隱,也是人欲,在宋儒之意,提出人欲二字,就可把二者貫通為一了。他們這種組織法,很像八股中做截搭題的手筆。我輩生當今日,把天理人欲物欲氣質等字念熟了,以為吾人心性中,果有這些東西,殊不知這些名詞,是宋儒平空杜撰的。著者是八股先生出身,才把他們的手筆看得出來。

宋儒又見偽古文尚書上有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”二語,故又以人心二字替代人欲,以道心二字替代天理。朱子中庸章句序曰:“人莫不有是形,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,亦莫不有是性,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。”無異于說:當小孩的時候,就是孔子也會搶母親口中糕餅,我與孺子同時將入井,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無惻隱。何以故?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故。因為凡人必有這種天性,故生下地才會吃乳,井在我面前,才不會跳下去。朱子曰:“人莫不有是形,雖上智不能無人心。”換言之,即是人若無此種心,世界上即不會有人。道理本是對的,無奈這種說法,已經侵入荀子學說范圍去了。據閻百詩考證:人心惟危十六字,是撰偽古文尚書者,竊取荀子之語,故曰侵入荀子范圍。因為宇宙真理,明明白白擺在我們面前,任何人只要留心觀察,俱見得到,荀子見得到,朱子也見得到,故不知不覺與之相合。無如朱子一心一意,想上繼孟子道統,研究出來的道理,雖與荀子暗合,仍攻之遺余力,無非是門戶之見而已。

細繹朱子之意,小孩搶母親口中糕餅是人心,愛親敬兄是道心,人心是氣,是人欲,道心是性,是天理,人心是形氣之私,道心是性命之正。這些五花八門的名詞,真把人鬧得頭悶眼花。奉勸讀者,與其讀宋元明清學案,不如讀厚黑學,詳玩甲乙二圖,則小孩搶母親口中糕餅也,愛親敬兄也,均可一以貫之,把天人理氣等字一掃而空,豈不大快!

最可笑者,朱子中庸章句序又曰:“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,而人心每聽命焉。”主者對仆而言,道心為主,人心為仆。道心者,為圣為賢之心,人心者,好貨好色之心,聽命者,仆人職供驅使,唯主人之命是聽也。細繹朱子之意,等于說,我想為圣為賢,人心即把貨與色藏起,我想吃飯,抑或想“男女居室,人之大倫”,人心就把貨與色獻出來。必如此方可曰:“道心常為一身之主,而人心每聽命焉。”總而言之,宋儒有了性善說橫亙胸中,又不愿抹煞事實,故創出的學說,無在非迂曲難通。此《厚黑叢話》之所以以不得不作也。予豈好講厚黑哉,予不得已也。

怵惕與惻隱,同是一物,天理與人欲也同是一物,猶之煮飯者是火,燒房子者也是火。宋明諸儒,不明此理,把天理人欲看作截然不同之二物,創出去人欲之說,其弊往往流于傷害天理。王陽明傳習錄說:“無事時,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,逐一追究搜尋出來,定要拔去病根,永不復起,方始為快。常如貓之捕鼠,一眼看著,一耳聽著,才有一念萌動,即與克去,斬釘截鐵,不可姑容,與他方便,不可窩藏,不可放他出路,方是真實用功,方能掃除廓清。”這種說法,仿佛是:見了火會燒房子,就叫人以后看見了一星之火,立即撲滅,斷絕火種,方始為快。傳習錄又載:“一友問:欲于靜坐時,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,逐一搜尋出來,掃除廓清,恐是剜肉做瘡否?先生正色曰:這是我醫人的方子,真是去得人病根。更有大本事人,過了十數年,亦還用得著。你如不用,且放起,不要作壞我的方法,是友愧謝。少間曰,此量非你事,必吾門稍知意思者,為此說以誤汝,在坐者皆悚然。”我們試思:王陽明是很有涵養的人,他平日講學,任人如何問難,總是勤勤懇懇的講說,從未動氣。何以門人這一問,他會動氣?何以始終未把那門人誤點指出?又何以承認說這話的人,是稍知意思者呢?因為陽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為一,能把明德親民二者合而為一,能把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五者看作一事,獨不能把天理人欲看作一物。這是他學說的缺點,他的門人這一問,正擊中他的要害,所以他就動起氣來了。究竟剜肉做瘡四字,怎樣講呢?肉喻天理。瘡喻人欲,剜肉做瘡,即是把天理認作人欲,去人欲即未免傷及天理。門人的意思,即是說:“我們如果見了一星之火,即把他撲滅,自然不會有燒房子之事,請問拿甚么東西來煮飯呢?換言之,即是把好貨之心連根去盡,人就不會吃飯,豈不餓死嗎?把好色之心連根去盡,就不會有男女居室之事,人類豈不滅絕嗎?”這個問法何等利害!所以陽明無話可答,只好忿然作色。宋明諸儒主張去人欲存天理,所做的即是剜肉做瘡的工作。其學說之不能饜服人心,就在這個地方。

以上一段,是從拙作《社會問題之商榷》第三章“人性善惡之研究”中錄出來的,我當日深疑陽明講學極為圓通,處處打成一片,何至會把天理、人欲歧而為二,近閱《龍溪語錄》所載“天泉證道記”,錢緒山謂“無善無惡心之體,有善有惡意之動,知善知惡是良知,為善去惡是格物”四語,是師門定本。王龍溪謂:“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,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,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,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。”時陽明出征廣西,晚坐天泉橋上,二人因質之。陽明曰:“汝中(龍溪字)所見,我久欲發,恐人信不及,徒增躐等之弊,故含蓄到今。此是傳心秘藏,顏子明道所不敢言,今既是說破,亦是天機該發泄時,豈容復秘”陽明至洪都,門人三百余人來請益,陽明曰:“吾有向上一機,久未敢發,以待諸君自悟。近被王汝中拈出,亦是天機該發泄時。”明年廣西平,陽明歸,卒于途中。龍溪所說,即是把天理、人欲打成一片。陽明直到晚年,才揭示出來,由此知:門人提出剜肉做瘡之問,陽明忿然作色,正是恐增門人躐等之弊。傳習錄是陽明早年的門人所記,故其教法如此。

錢德洪極似五祖門下的神秀,王龍溪極似慧能,德洪所說,時時勤拂拭也,所謂漸也。龍溪所說,本來無一物也,所謂頓也。陽明曰:“汝中須用德洪工夫,德洪須透汝中本旨,二子之見,止可相取,不可相病,”此頓悟漸修之說也。《龍溪語錄》所講的道理,幾與六祖壇經無異,成了殊途同歸,何也?宇宙真理,只要研究得徹底,彼此所見,是相同的。

就真正的道理來說,把孟子的性善說、荀子的性惡說合而為一,理論就圓滿了。二說相合,即成為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。人問:孟子的學說,怎樣與荀子學說相合?我說:孟子曰:“人少則慕父母,知好色則慕少艾。”荀子曰:“妻子具而孝衰于親。”請問二人之說,豈不是一樣嗎?孟子曰:“大孝終身慕父母,五十而慕者,予天大舜見之矣。”據孟子所說:滿了50歲的人,還愛慕父母,他眼中只看見大舜一人。請問人性的真相,究是怎樣?難道孟荀之說不能相合嗎?

性善說與性惡說,既可合而為一,則王陽明之致良知,與李宗吾之厚黑學,即可合而為一。人問:怎么可合為一?我說:孟子曰:“大孝終身慕父母。”《厚黑經》曰:“大好色終身慕少艾。”孟子曰:“五十而慕父母者,予于大舜見之矣,”《厚黑經》曰:“八百歲而慕少艾者,予于彭祖見之矣。”愛親是不學而能,不慮而知的,好色也是不學而能,不慮而知的。用致良知的方法,能把孩提愛親的天性致出來,做到終身慕父母。同時就可把少壯好色的天性致出來,做到終身慕少艾。昔人說:王學末流之弊,至于蕩檢逾閑,這就是用致良知的方法,把厚黑學致出來的原故。

依宋儒之意,孩提愛親,是性命之正,少壯好色,是形氣之私。此等說法,真是穿鑿附會。其實孩提愛親,非愛親也,愛其飲我食我也。孩子生下地,即交乳母撫養,則只愛乳母不愛生母,是其明證。愛乳母,與慕少艾,慕妻子,其心理原是一貫的,無非是為我而已。為我為人類天然現象,不能說他是善,也不能說他是惡,故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,最為合理。告子曰:“食、色性也。”孩提愛親者,食也,少壯慕少艾慕妻子者,色也。食、色為人類生存所必需,求生存者,人類之天性也。故告子又曰:“生之謂性。”

告子觀察人性,既是這樣,則對于人性之處置,又當怎樣呢?于是告子設喻以明之曰:“性猶湍水也,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。”又曰:“性猶杞柳也,義猶也,以人性為仁義,猶以杞柳為,”告子這種主張,是很對的。人性無善無惡,也即是可以為善,可以為惡。譬如深潭之水,平時水波不興,看不出何種作用。從東方決一個口,則可以灌田畝,利行舟;從西方決一個口,則可以漂房舍,殺人畜。我們從東方決口好了。又譬如一塊木頭,可制為棍棒以打人,也可制為碗盞裝食物。我們把他制為碗盞好了。這個說法,真可合孟荀而一之。

孟子書中載告子言性者五:曰性猶杞柳也,曰性猶湍水也,曰生之謂性,曰食色性也,曰性無善無不善也,此五者原是一貫的。朱子注食色章曰:“告子之辯屢屈,而屢變其說以求勝。”自今觀之,告子之說,始終未變,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。朱子注杞柳章,以為告子言仁義,必待矯揉而后成,其說非是。而注公都子章則曰:“氣質所稟,雖有不善,而不害性之本善。性雖本善,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。”忽又提出矯揉二字,豈非自變其說乎?

朱子注“生之謂性”章曰:“杞柳湍水之喻,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,縱橫繆戾,紛紜舛錯,而此章之誤,乃其本根。”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,原是一貫說下,并無所謂縱橫繆戾,繪紜舛錯。“生之謂性”之生字,作生存二字講,生存為人類重心,是世界學者所公認的。告子言性,以生存二字為出發點,由是而有“食色性也”之說,有“性無善無不善”之說,又以杞柳湍水為喻,其說最為合理。宋儒反認為根本錯誤,一切說法,離開生存立論,所以才有“婦人餓死事小,失節事大”一類怪話。然朱子能認出“生之謂性”一句為告子學說根本所在,亦不可謂非特識。

宋儒崇奉儒家言,力辟釋道二家之說,在《尚書》上尋得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執厥中”四語,詫為虞廷十六字心傳,遂自謂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,得不傳之學于遺經。嗣經清朝閻百詩考出,這四句出諸偽古文尚書,作偽者系采自荀子,荀子又是引用道經之語。閻氏的說法,在經學界中,算是已定了的鐵案。這十六字是宋儒學說的出發點,根本上就雜有道家和荀學的原素,反欲借孔子以排道家,借孟子以排荀子,遂無往而不支離穿鑿。朱子曰:“氣質所稟,雖有不善,而不害性之本善。性雖本善,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”又要顧事實,又要回護孟子,真可謂“縱橫繆戾,紛紜舛錯”也。以視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論,明白簡易,何啻天淵。

告子不知何許人,王龍溪說是孔門之徒,我看不錯。孔子贊易,說: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,告子以生字言性,可說是孔門嫡傳。孟子學說,雖與告子微異,而處處仍不脫生字。如云:“黎民不饑不寒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”又云:“內無怨女,外無曠夫,于王何有?”仍以食色二字立論,竊意孟子與告子論性之異同,等于子夏、子張論交之異同,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。孟子與告子之交誼,當如子夏與子張之交誼,平日辨疑析難,互相質證。孟子曰:“告子先我不動心。”心地隱微之際亦知之,交誼之深可想。宋儒有道統二字橫亙在胸,左袒孟子,力詆告子為異端,而其自家之學說,則截去生字立論,叫婦人餓死,以殉其所謂節,叫臣子無罪受死,以殉其所謂忠。孟子有知,當必引告子為同調,而斥程朱為叛徒也。

孟子說:“人少則慕父母,知好色則慕少艾,有妻子則慕妻子,仕則慕君。”全是從需要生出來的。孩提所需者食也,故慕飲我食我之父母;少壯所需者色也,故慕能滿色欲之少艾與妻子,出仕所需者功名也,君為功名所自出,故慕君。需要者目的物也,亦即所謂目標,目標一定,則只知向之而趨,旁的事物,是不管的。目標在功名,則吳起可以殺其妻,漢高祖可以分父之羹,樂羊子可以食子之羹。目標在父母,則郭巨可以埋兒,姜詩可以出妻,伍子胥可以鞭平王之尸。目標在色欲,則齊襄公可以淫其妹,衛宣公可以納其媳,晉獻公可以父妾。著者認為:人的天性,既是這樣,所以性善性惡問題,我們無須多所爭辯,負有領導國人之責者,只須確定目標,糾正國人的目標就是了。我國現在的大患,在列強,壓迫,故當提出列強為目標,手有指,指列強,口有道,道列強,使全國人之視線集中在這一點。于是乎吳起也、漢高祖也、樂羊子也、郭巨也、姜詩也、伍子胥也、齊襄公也、衛宣公也、晉獻公也,一一向目標而趨。救國之道,如是而已。全國四萬萬人,有四萬萬根力線,根根力線,直達列強。根根力線,挺然特立,此種主義,可名之曰“合力主義”,而其要點。則從人人思想獨立開始。

有人問我道:“你既自稱厚黑教主,當然無所不通,無所不曉。據你說:你不懂外國文,有人勸你看西洋心理學譯本,你也不看,像你這樣的孤陋寡聞,怎么夠得上稱教主?”我說道:“我試問,你們的孔夫子,不惟西洋譯本未讀過,連西洋這個名詞,都未聽過,怎樣會稱至圣先師?你進文廟去把他的牌位打來燒了,我這厚黑教主的名稱,立即登報取消。我再問:西洋希臘三哲,不惟連他們西洋大哲學家康德諸人的書一本未讀過,并且恐怕現在英法德美諸國的字,一個也認不得,怎么會稱西洋圣人?更奇者:釋迦佛,中國字、西洋字一個都認不得,中國人的姓名,西洋人的姓名,一個都不知道,他之孤陋寡聞,萬倍于我這個厚黑教主,居然在為五洲萬國第一個大圣人,這又是甚么道理?吁,諸君休矣!道不同不相為謀,我正在劃出厚黑區域,建立厚黑哲學,我行我是,固不暇同諸君嘵嘵置辯也。”

我是八股學校的修業生,生平所知者,八股而已。常常有人向我說道:“可惜你不懂科學,所以你種種說法,不合科學規律。”我說:“我在講八股,你怎么同我講起科學來了?我正深恨西洋的科學家不懂八股,一切著作,全不合八股義法。我把達爾文的《種源論》,斯密士的《原富》,孟德斯鳩的《法意》,以評八股之法評之,每書上面,大批二字,曰:“不通”……

天下文章之不通,至八股可謂至矣盡矣,蔑以加矣,而不謂西洋科學家文章之不通,乃百倍于中國之八股。現在全世界紛紛擾擾,就是幾部死不通的文章釀出來的。因為達爾文和斯密士的文章不通,世界才會第一次大戰,第二次大戰。因為孟德斯鳩的文章不通,我國過去廿四年,才會四分五裂,中央政府,才會組織不健全。人問:“這部書也不通,那部書也不通,要甚么書才通?”我說:“只有厚黑學,大通而特通。”

幸哉!我只懂八股而不懂科學也!如果我懂了科學,恐怕今日尚在朝朝日日地喊:“達爾文圣人也,斯密士圣人也,孟德斯鳩圣人也,墨索里尼,希特勒,無一非圣人也。怎么會寫《厚黑叢話》呢!如果要想全世界太平,除非以我這《厚黑叢話》為新刑律,把古之達爾文、斯密士、孟德斯鳩,今之墨索里尼、希特,一一處以槍斃,而后國際上、經濟上、政治上,乃有曙光之可言。

中國的八股研究好了,不過變成迂腐不堪的窮骨頭,如李宗吾一類人是也。如果把西洋科學家,達爾文諸人的學說研究好了,立即要“尸骨成山,血水成河”。等我把中國圣人的話說完了,再來懷疑西洋圣人。

我之所以成為厚黑教主者,得力處全在不肯讀書,不惟西洋譯本不喜讀,就是中國書也不認真讀。凡與我相熟的朋友,都曉得我的脾氣,無論甚么書,抓著就看,先把序看了,或只看首幾頁,或從末尾倒起看,或隨在中間亂翻來看,或跳幾頁看,略知書中大意就是了。如認為有趣味的幾句,我就細細的反復咀嚼,于是一而二,二而三,就想到別個地方去了。無論甚么高深的哲學書和最粗淺的戲曲小說,我心目中都是一例視之,都是一樣讀法。

我認為世間的書有三種,一為宇宙自然的書,二為我腦中固有的書,三為古今人所著的書。我輩當以第一種、第二種融合讀之,至于第三種,不過借以引起我腦中蘊藏之理而已或供我之印證而已。我所需于第三種者,不過如是。中國之書,已足供我之用而有余,安用疲敝精神,讀西洋譯本為?

我讀書的秘決,是“跑馬觀花”四字,甚至有時跑馬而不觀花。中國的花圃,馬兒都跑不完,怎能說到外國?人問:“你讀書既是跑馬觀花,何以你這《厚黑叢話》中,有時把書縫縫里細微事說得津津有味?”我說:“說了奇怪!這些細微事,一觸目即刺眼。我打馬飛跑時,瞥見一朵鮮艷之花,即下馬細細賞玩。有時覺得芥子大的花兒,反比斗大的牡丹更有趣味,所以書縫縫里細微事,也會跳入《厚黑叢話》中來。

我是懶人,懶則不肯苦心讀書,然而我有我的懶人哲學。古今善用兵者,莫如項羽,七十余戰,戰無不勝,到了烏江,身邊只有二十八騎,還三戰三勝。然而他學兵法,不過略知其意罷了。古今政治家,推諸葛武侯為第一,他讀書也是只觀大略。陶淵明在詩界中,可算第一流,他乃是一個好讀書不求甚解的人。反之,熟讀兵書者莫如趙括,長平之役,一敗涂地。讀書最多者莫如劉歆,輔佐王莽,以周禮治天下,鬧得天怒人怨。注《昭明文選》的李善,號稱書簏,而作出的文章就不通。書這個東西,等于食物一般,食所以療饑,書所以療愚。飲食吃多了不消化,會生病,書讀多了不消化,也會作怪。越讀得多,其人越愚,古今所謂書呆子是也。王安石讀書不消化,新法才行不走。程伊川讀書不消化,才有洛蜀之爭。朱元晦讀書不消化,才有慶元黨案,才有朱陸之爭。

世界是進化的,從前的讀書人是埋頭苦讀,進化到項羽和諸葛武侯,發明了讀書略觀大意的法子。夫所謂略觀大意者,必能了解大意也。則并大意亦未必了解。再進化到厚黑教主,不求甚解,進化到了陶淵明,好讀書不求甚解,則并大意亦未必了解。再進化到厚黑教主,不求甚解,而并且不好讀書。將來再進化,必至一書不讀,一字不識,并且無理可解。嗚呼,世無慧能,斯言也,從誰印證?

我寫《厚黑叢話》,遇著典故不夠用,就杜撰一個來用。人問:何必這樣干?我說:自有宇宙以來,即應該有這種典故,乃竟無這種典故出現,自是宇宙之罪,我杜撰一個所以補造化之窮。人說:這類典故,古書中原有之,你書讀少了,宜乎尋不出。我說:此乃典故之罪,非我之罪。典故之最古者,莫如天上之日月,晝夜擺在面前,舉目即見。既是好典故,我寫《厚黑叢話》時,為甚躲在書堆中,不會跳出來?既不會跳出,即是死東西,這種死典故,要他何用!

近日有人向我說:“你主張思想獨立,講來講去,終逃不出孔子范圍。”我說:豈但孔子,我發明厚黑學,未逃出荀子性惡說的范圍;我說“心理變化,循力學公例而行,”未逃出告子“性猶湍水也”的范圍;我做有一本《中國學術之趨勢》,未逃出我家聃大公的范圍;格外還有一位說法四十九年的先生,更逃不出他的范圍。

宇宙真理,明明擺在我們面前,任何人只要能夠細心觀察,得出的結果,俱是相同。我主張思想獨立,揭出宗吾二字,以為標幟,一切道理,經我心考慮而過。認為對的即說出,不管人曾否說過。如果自己已經認為是對的了,因古人曾經說過,我就別創異說,求逃出古人范圍。則是:非對古人立異,乃是對我自己立異,是為以吾叛吾,不得謂之宗吾。孔子也、荀子也、告子也、老子也、釋迦也,甚至村言俗語,與夫其他等等也,合一爐而冶之,無畛域,無門戶,一一以我心衡之,是謂宗吾。

宗吾者,主見之謂也。我見為是者則是之,我見為非者則非之。前日之我以為是,今日之我以為非,則以今日之我為主。如或回護前日之我,則今日之我,為前日之我之媽,是曰奴見,非主見,仍不得謂之宗吾。

老子曰:“上士聞道,勤而行之;中士聞道,若存若亡;下士聞道則大笑,不笑不足以為道。”滔滔天下,皆周程朱張信徒也,皆達爾文諸人信徒也,一聽見厚黑學三字,即破口大罵。吾因續老子之語曰:“下下士聞道則大罵,不罵不足以為道。”

日前我同某君談話,引了幾句孔子的話。某君道:“你是講厚黑學的,怎么講起孔子的學說來了?”我說:從前孔子出游,馬吃了農民的禾,農民把馬捉住。孔子命子貢去說,把話說盡了,不肯把馬退還。回見孔子,孔子命馬夫去,幾句話說得農民大喜,立即退還。你想:孔門中,子貢是第一個會說的,當初齊伐魯,孔子命子貢去游說,子貢一出而卻齊存魯,破吳霸越。以這樣會說的人,獨無奈何農民何。其原因是子貢智識太高,說的話,農民聽不入耳,馬夫的智識與之相等,故一說即入。觀世音曰:應以宰官身得度者,現宰官身而為說法。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,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。你當過廳長,我現廳長身而說法,你口誦孔子之言,我現孔子身而說法。一般人都說:“今日的人,遠不如三代以上。”果然不錯。鄙人雖不才,自問可以當孔子的馬夫,而民國時代的廳長,不如孔子時代的農民。

有一次我同友人某君談話,旁有某君警告之曰:你少同李宗談些“謹防你把寫入《厚黑叢話》!”我說:“兩君放心,我這《厚黑叢話》中人物,是預備將來配享厚黑廟的,兩君自問,有何功德,可以配享?你怕我把你們寫入《厚黑叢話》,我正怕你們將來混入厚黑廟。”因此我寫這段文字,記其事而隱其名。

我生怕我的厚黑廟中,五花八門的人,鉆些進來,鬧得來如孔廟一般。我撰有敬臨食譜序一篇,即表明此意,錄之如下:

我有個六十六歲的老學生,黃敬臨,他要求入厚黑廟配享,我業已允許,寫入《厚黑叢話》第一卷。讀者想還記得,他在成都百花潭側開一姑姑筵。備具極精美的肴饌,招徠顧主,讀者或許照顧過。昨日我到他公館,見他正在凝神靜氣,楷書《資治通鑒》。我詫異道:“你怎么干這個事?”他說:“我自四十八歲以后,即矢志寫書,已手寫十三經一通,補寫新舊唐書合鈔,李善注文選,相臺禮記、坡門唱和集各一通,現打算再寫一部《資治通鑒》,以完夙愿而垂示子孫。”我說:“你這種主意就錯了。你從前歷任射洪、巫溪、滎經等縣知事,我游蹤所至,詢之人民,你政聲很好,以為你一定在官場努力,干一番驚人事業。歸而詢知,退為庖師,自食其力,不禁大贊曰:‘真吾徒也。’特許入厚黑廟配享,不料你在干這個生活。須知:古今干這一類生活的人,車載斗量,有你插足之地嗎?庖師是你特別專長,棄其所長而與人爭勝負,何若乃爾!鄙人所長者厚黑學,故專讀厚黑學,你所長者庖師,不如把所寫十三經與夫《資治通鑒》等等,一火而焚之,撰一部食譜,倒還是不朽的盛業。”

敬臨聞言,頗以為然,說道:“往所在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充烹飪教師,曾分‘薰、蒸、烘、爆、烤、醬、酢、鹵、糟’十門教授學生,今打算就此十門條分縷析,作為一種教科書。但滋事體大,苦無暇晷,奈何!”我說:“你又太拘了,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。我為你計,每日高興時,任寫一二段,以隨筆體裁出之,積久成帙,有暇再把他分出門類,如不暇,既有底本,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。倘不及早寫出,將來老病侵尋,雖欲寫而力有不能,悔之何及?”敬臨深感余言,乃著手寫去。

敬臨的烹飪學,可稱家學淵源。其祖父由江西宦游到川,精于治饌,為其子聘婦,非精烹飪者不合選。聞陳氏女,在室,能制咸菜三百余種,乃聘之,即敬臨母也。于是以黃陳兩家烹飪法冶為一爐。清末,敬臨宦游北京,慈禧后賞以四品銜,供職光祿寺三載,復以天廚之味,融合南北之味。敬臨之于烹飪,真可謂集大成者矣。有此絕藝,自己乃不甚重視,不以之公諸世而傳諸后,不亦大可惜乎?敬臨勉乎哉!

古者有功德于民則祀之。我嘗笑:孔廟中七十子之徒,中間一二十人有言行可述外,其大半則姓名亦在若有若無之間,遑論功德?徒以依附孔子末光,高坐吃冷豬肉,亦可謂僭且濫矣。敬臨撰食譜嘉惠后人,有此功德,自足廟食千秋,生前具美饌以食人,死后人具美饌以祀之。此固報施之至平,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。人貴自立,敬臨勉乎哉!

孔子平日飯蔬飲水,后人以其不講肴饌,至今以冷豬肉祀之,腥臭不可向邇。他日厚黑廟中,有敬臨配享,后人不敢不以美饌進,吾可傲于眾曰:吾門有敬臨,冷豬肉可不入于口矣!是為序。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,李宗吾,于成都。

近有某君發行某種月刊,叫我做文一篇。我說:我做則做,但有一種條件,我是專門講厚黑學的,三句不離本行,文成直署我名,你則非刊不可。他惶然大嚇,婉言辭謝。我執定非替他做不可,他沒法,只好“王顧左右而言他”。讀者只知我會講厚黑學,殊不知我還會作各種散文。諸君如欲表章先德,有墓志傳狀等件,請我作,包管光生泉壤,絕不會蹈韓昌黎諛墓之嫌。至于作壽文,尤是我的拿手好戲,壽星老讀之,必多活若干歲。君如不信,有謝慧生壽文為證。壽文曰:

慧生謝兄,六旬大慶,自撰征文啟事云:“知舊矜之而錫之以言,以糾過去六十年之失,乃所愿承。茍過愛而望其年之延,多為之辭,乃多持(慧生名)之慚且,益不可仰矣。”等語。慧生與我同鄉,前此之失,惟我能糾之,若欲望其年之延,我也有妙法。故特撰此文為獻。

民國元年二三月,我在成都報上發表《厚黑學》。其時張君列五,任四川副都督,有天見著我,說道:“你瘋了嗎?甚么厚黑學,天天在報上登載,成都近有一伙瘋子,巡警總監楊莘友,成都府知事但怒剛,其他如盧錫卿、方琢章等,朝日跑來同我吵鬧,我將修一瘋人院,把這些瘋子一齊關起。你這個亂說大仙,也非關在瘋人院不可。”我說:“噫!我是救苦救難的大菩薩,你把他認為瘋子,我很替你的甑子擔憂。”后來列五改任民政長,袁世凱調之進京,他把印交了。第二天會著我,說道:“昨夜謝慧生說:‘下細想來,李宗吾那個說法,真是用得著。’”我拍案叫道:“田舍奴,我豈妄哉!瘋子的話,都聽得嗎?好倒好,只是甑子已經倒了。今當臨別贈言,我告訴你兩句:往者不可諫,來者猶可追。”哪知他信道不篤,后在天津織襪,被袁世凱逮京槍斃。他在天牢內坐了幾個月,不知五更夢醒之時,會想及四川李瘋子的學說否?宣布死刑時,列五神色夷然,負手旁立,作微笑狀。同刑某君,呼冤忿罵。列五呼之曰:“某君!不說了!今日之事,你還在夢中。”大約列五此時,大夢已醒,知道今日之死,實系違反瘋子學說所致。

同學雷君鐵崖,留學日本,賣文為活,滿肚皮不合時宜,滿清末年跑在西湖白云寺去做和尚。反正時,任孫總統秘書,未幾辭職。作詩云:“一笑飄然去,霜風透骨寒。八年革命黨,半月秘書官。稷下竽方濫,邯鄲夢已殘。西湖山色好,莫讓老僧看。”他對時事非常憤懣,在上海,曾語某君云:“你回去告訴李宗吾,叫他厚黑學少講些。”旋得瘋癲病,終日抱一酒瓶,逢人即亂說,常常獨自一人,倒臥街中,人事不省。警察看見,把他弄回,時愈時發,民國九年竟死。我這種學說,正是醫他那種病的妙藥,他不惟不照方服藥,反痛詆醫生,其死也宜哉!

列五、鐵崖,均系慧生兄好友,渠二人反對我的學說,結果如此。獨慧生知道,瘋子的學說,用得著,居然活了六十歲。倘循著這條路走去,就再活六十歲也是很可能的。我發明厚黑學二十余年,私淑弟子遍天下,盡都轟轟烈烈,做出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,偏偏同我講學的幾個朋友,列五、鐵崖而外,如廖君緒初、楊君澤溥、王君簡恒、謝君綬青、張君荔丹,對于吾道,均茫無所得,先后憔悴憂傷以死。慧生于吾道似乎有明了的認識了,獨不解何以蟄居海上,寂然無聞?得非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耶?然因其略窺涯,亦獲享此高壽,足征吾道至大,其用至妙,進之可以干驚天動地的事業,退之亦可延年益壽。今者遠隔數千里,不獲登堂拜祝,謹獻此文,為慧生兄慶,兼為吾黨勸。想慧生兄讀之,當亦掀髯大笑,滿飲數觴也。民國二十四年元月,弟宗吾拜撰。

后來我在重慶,遇著慧生侄又華新自上海歸來,說道:“家叔見此文,非常高興,說道:‘李先生說我,還要再活六十歲,那個時候,你們都八九十歲了,恐怕還活我不贏!’”子章骷髏不過愈瘧疾而已,陳琳檄文不過愈頭風而已,我的學說,直能延年益壽。諸君試買一本讀讀,比吃紅色補丸、參茸衛生丸,功效何啻萬倍!

民國二年,討袁失敗后,我在成都會著一人,瘦而長,問其姓名,為隆昌黃容九。他問了我的姓名,而現驚愕色,說道:“你是不是講厚黑學那個李某?”我說:“是的,你怎么知道?”他說:“我在北京聽見列五說過。”我想:列五能在北京宣傳吾道,一定研究有得,深為之慶幸。民三下半年,我在中壩省立第二中校,列五由天津致我一信,歷敘近況及織襪情形,并說當局如何如何與他為難,中有云:“復不肯,乞憐于心性馳背之人!”我讀了,失驚道:“噫!列五死矣,知而不行,奈何!奈何!”不久,即聞被逮入京。此信我已裱作手卷,請名人題跋,以為信道不篤者戒。

列五是民國四年一月七日在天津被逮,三月四日在北京槍斃,如今整整的死了二十一年。我這瘋子的徽號,最初是他喊起的。諸君旁觀者清,請批評一下:“究竟我是瘋的,他是瘋的?”宋朝米芾,人呼之為“米癲”。一日蘇東坡請客,酒酣,米芾起言曰:“人呼我為米癲,我是否癲?請質之子瞻。”東坡笑曰:“吾從眾。”我請諸君批評,我是不是瘋子?諸君一定說:“吾從眾。”果若此,吾替諸君危矣!且替中華民國危矣!何以故?曰:“有張列五的先例在,有民國過去二十四年的歷史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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